通胀预期转向货币政策减少“担忧”


2020-01-13 16:53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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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消费物价指数也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保持国内整体物价水平的稳定,以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国外的稳定。还有必要注意价格水平。2019年,中国央行一再强调,中国没有持续通胀或通缩的基础。其次,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稳定,使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能够适应经济发展。

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5%,低于市场预期。2019年全年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成功实现2019年初设定的“全年消费价格上涨3%左右”的预期目标。数据发布后,市场对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的预期大幅下降。

许多组织预计猪肉市场供应将在2020年逐步恢复和稳定。随着生猪价格的下降,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也将从同比增长稳步下降。价格全面上涨没有依据。

从那以后,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担忧也大大减轻了。当消费者物价指数在2019年上升时,许多人担心货币政策会受到影响。一些人甚至表示,这将“约束”货币政策。

那么,货币政策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对普通人来说,消费物价指数是观察生活成本的指标,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消费物价指数是观察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消费物价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也是货币政策关注的重要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保持国内整体物价水平的稳定,以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国外的稳定。还有必要注意价格水平。

一般来说,当经济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倾向于急剧上升时,应该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整体价格大幅上涨。相反,如果通胀疲软,货币政策应该放松。目前,世界各地的许多央行将通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来引导公众的预期。例如,随着通胀数据继续低于2%的政策目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已于2019年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希望通过降息和其他手段刺激经济,让通胀回到政策目标。

因此,2019年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后,市场普遍担心这将限制货币政策。

在谈到通胀目标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经指出,正确的做法是各国央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是合理的选择范围。例如,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济体的最佳通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人口较年轻的经济体可能选择3%或4%,而一些持续高通胀的经济体可能将通胀目标设定得更高,例如超过4%。货币政策(如通胀目标的确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引导公众预期,但只有当这种引导离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趋势不远时,这种货币政策才能切实有效。

2019年,中国央行一再强调,中国没有持续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从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的背景来看,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主要受肉制品的影响,肉制品是导致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典型食品。此外,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市场普遍预期,2020年下半年后,尾盘上涨因素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影响将小于2019年,并将更加稳定。消费者物价指数将逐渐远离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差距预计将缩小。

2020年新年伊始,央行0.5个百分点的降息也打破了所谓的货币政策“约束理论”。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央银行发放了8000亿元的长期资金,这将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贷款利率,减轻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负担

从内部来看,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从全球角度来看,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之一。正如易纲所说,未来几年能够继续维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的羡慕对象。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公开市场的7天反向回购利率仍高于2.5%。相比之下,美联储将在2019年结束加息,进入降息周期。自2019年7月以来,美联储已经三次降息75个基点。欧洲央行去年9月也下调了利率,并重启了资产购买计划。日本和瑞士等一些国家已经深陷负利率政策,迫使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常化”。

然而,“洪水灌溉”这一非常规政策的效果仍有争议。从目前的国际实践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货币刺激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在中长期内,会带来许多“后遗症”,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危机的调整过程更长。为此,易纲指出,正常的货币政策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龚升在《经济日报》组织的“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年会”上再次明确货币政策的稳定方向。

其次,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稳定,使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动荡和风险源显著增加之际,还应全面考虑经济增长、通胀预期、宏观杠杆率和汇率稳定。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薄弱环节,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结构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